劳动权经历了从事实性概念劳动到规范性概念劳动权的演变过程，劳动最早作为一项事实性概念而存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首次将劳动权写进宪法，开创了宪法劳动权发展的历史。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过失导致一个城市的毁灭比故意伤害一名警察更恶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者？第三，如果提到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依靠人的判断能揭示并且比较不同人的动机、诱惑、机会和恶性吗？无疑，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犯罪的种类只是模糊地体现着实际发生的具体犯罪，那么我们就可能接近这样一种思想，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同各不同犯罪的不同‘罪恶或严重程度相适应。
还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同样行政行为是从大的行为类型而论的，比如都是行政处罚行为。进一步讲，行政处罚并用不是一个立法层面或者行政处罚制度层面的问题。[10]参见谢发友、李萍主编：《产品质量法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7条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渔业法》第8条规定，擅自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2006年5月11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判决：铁路部门在直通铁道的石梯处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赔偿陈秋各项经济损失20.5万余元。
第二层次的原则应当是有关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如罚款不能并用原则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而在层级较高的国家和省级规划中，由于较为宏观，相对人不易完成自己与之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因而对该层级有关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不现实。
[27]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8页。课予义务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作出某种行政行为，遭受行政机关违法拒绝或在相当期间未能作出致使其权益受到侵害，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行政机关作出其所申请的行政行为的一种诉讼类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之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在我国台湾有关行政计划诉讼的所谓成熟性原则是行政计划的救济可以通过依据行政计划而作出的另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也可以是具体行政行为）来实现，而对于计划本身的不服提起的诉讼一般不予接受[17]。
本文认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比行政计划更高的法定效力，部分明确性内容的相关行政行为可请求法院予救济。[12]参见陈晋胜：《行政事实行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根据美国宪法惯例，一般每年年初，总统都要向国会发表一次国情咨文。作者简介：翟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社会主义宪法最为重视的基本权利的功能应该是‘受益权功能，最为重视的国家义务是国家的积极义务，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规定来看，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以劳动、休息、生存、受教育权等社会经济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如苏联1936年宪法），这种权利构造强调的是国家帮助和促进公民权利实现的积极义务，与资产阶级宪法将自由权作为最核心内容而格外强调国家的消极义务是不同的。行政计划，又称行政规划、行政设计，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首先综合地提出有关行政目标，事前制定出计划蓝图，以作为具体的行政目标，并进一步制定为实现该综合性目标所必须的各项政策性大纲的活动。
（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笔者认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与行政计划具有重大差别：1.制定主体不同，国民经济与社会规划是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和审议的，而行政计划只是由行政部门所形成的。[27]如天河区天河区十二五规划中的‘零就业家庭一人就业率为100%等内容即属此类。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政制度下，应对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做广义理解，经过各级人大依宪法批准的规划具有法定的实质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此时的证明责任，与若干解释27条第一项规定的证明符合起诉要件的初步证明责任不同，在规划相关诉讼中证明符合起诉要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只是一种能够形式上证明原告与该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程度最为简单的举证责任，法院只需审查该规划中是否有有此权利保护内容，以及原告的身份（比如是否是当地居民）和权利受损的状态等与此有关的形式上法律关系。报告内容应包括:1.根据1963年8月14日《组织专家委员会就整个经济发展提供意见的法律》(1966年11月8日修订本)第6条第l款第3句的规定，对于专家委员会的年度意见书提出政府意见.2.说明联邦政府在本年内要致力争取的经济上和财政上的目标(年度计划);年度计划应采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核算的方法和形式，也可附以供选择用的核算方案。
[25]如广州十二五规划中的到2015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0%的内容，广州某可能因为环境污染患上癌症的市民以政府怠于履行职责向法院起诉，符合起诉要件，案件被受理后，该公民必须通过医学手段证明其患病与其生活环境中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未达到90%直接有关，其实现其环境权的诉求才有可能获得支持。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性质（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及定义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如若同意修改，则亦已引发政治过程，从总体和长远上看，这种政治过程对社会权的实现也有意义。参见德国《经济增长与稳定促进法》第二条年度报告的规定： (l)联邦政府在每年1月应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交年度经济报告。相对人主要可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区县级或市级规划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2]课予义务诉讼与一般给付诉讼的根本区别在于诉讼标的不同。[6]人大同时具有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双重地位，笔者认为其行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体现的权力是作为立法机关的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机关的那种修改宪法、宪法监督的权力。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
笔者认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可定义为：宪法和法律赋予县级及以上人大依职权制定的，以明确各级政府工作职责和具体目标、引导公民和相关市场主体行为为主要目的，以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权利保护和公共服务等为主要内容，具有法定效力的法律文件。除了宪法监督外，宪法学如果无法通过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实践，则有被架空的可能。
[10]高秦伟：《行政计划及其法律规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从编制到人大审议形成和调整，具有严格的法定程序，而行政计划则不必然具有这种严格的法定程序[13]，该特点尤其体现在内部行政计划中。
[6]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考虑到人大常委会审议调整规划的会期和议程的不确定性，因此最好不要指定履行期限。
国家级的规划所针对对象是全国性事务，广东省规划所针对的是全省性事务，因此即使是明确的数字，也依然较为抽象。参见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只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87页。但笔者亦深刻清醒，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政诉讼，依然有待于有关决策和法官的智慧。原告除有符合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外，还需负担直接而确切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
[11]代表性的观点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只有明确其司法程序和和诉讼处理方法，才能通过规划相关诉讼使社会权得以实现。
在德国宪法史上，魏玛宪法以其社会权条款数量之庞大、社会权种类之完备、性质之明显而成为20世纪宪法之典范。自由权作为消极权能为主导的权利，不仅得到各国宪法确认，各层级立法也对其进行严密的保护，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权利。
在行政给付诉讼体系中，一般给付诉讼的组织架构只有用‘减法计算出来，即在给付诉讼的适用范围内减去课予义务诉讼的范围，剩下的就是一般给付诉讼的范围。因此在中国公法学研究中，应该注意二者的融合，仿造胡适先生所倡导的话语：宪法学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多将宪法理论灌注于可实践的问题。
[4]虽然它规定了较多社会权，但由于德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实证主义和立法绝对主义之传统，且政府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特别是无法提供充足的司法救济，魏玛宪法规定的极为精彩的社会权几近沦为摆设。主要约束性指标要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21条规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则应多谈点主义，少研究些‘问题，注重宪法学理论对行政法学实践的指导，实践宪法学控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不沉迷于研究本不属于公法学的问题。
另外，这种特殊意义的答复判决不仅具有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规划法定效力和遵守法定程序的效果。[29]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60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指定履行的期限，因情况特殊难以确定期限的除外。
与之相反，由于社会权的纲领性质，其实现存在很大的困难。（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法定效力我国原将规划称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十一五起，改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本文将立足于中国法律体系资源，以全国、省、地级市、区县四级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相关行政诉讼问题，提出一个基于此的实现社会权制度框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权的实现根本上并不在于将其规定在宪法中，也并不一定在于违宪审查和司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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